清末洋務大吏張之洞（1837—1909），光緒十五年（1889年），因督辦蘆漢鐵路，調任湖廣總督，自此直至光緒三十三年入參軍機、任體仁閣大學士，除1894、1902年兩度暫署兩江總督，一次短期赴京修訂學堂章程外，督鄂幾近二十年，這在頻繁更換督撫的清朝實屬罕見。張在湖廣總督任內，興實業、辦文教、練新軍，使其坐鎮的武漢，繼上海、天津之后，成為又一洋務基地和近代大都會。

　　張之洞在湖北興辦的實業建設中，漢陽鐵廠是最重要的一項。早在撫晉期間，張之洞就認識到進口洋鐵非強國之道，萌生建立近代化鐵廠的意念。督粵之后，提出在廣州城外興建鐵廠的計劃，并電告出使英國大臣劉瑞芬及后任薛福成，向英訂購鐵爐二座。該年底，張調任湖廣總督，隨即將擬建之鐵廠移至湖北。1890年初，在武昌成立湖北鐵政局，委派蔡錫勇為總辦，廠址選定漢陽，1890年11月動工興建，1893年9月，煉鐵廠、熟鐵廠、貝色麻爐鋼廠、馬丁爐鋼廠、鋼軌廠、鋼材廠等十個分廠建成，次年6月投產。此為中國乃至亞洲第一家集冶鐵、煉鋼、軋鋼于一廠的現代化鋼鐵聯合企業，比日本1901年投產的八幡制鐵所早七年。一位外國觀察家對當時漢陽鐵廠的描述是：“煙囪凸起，矗立云霄”“化鐵爐之雄杰，輾軌機之森嚴，汽聲隆隆，錘聲丁丁，觸于眼簾、轟于耳鼓者，是為二十世紀中國之雄廠耶！”

　　漢陽鐵廠的建成，聳動中外視聽。然而，由于專制官辦體制的腐敗無能，鐵廠從投產之始便財經虧損，張之洞為此心力交困，只得于1896年“招商承辦”，委“亦官亦商”的盛宣懷督辦鐵廠，走上“官督商辦”道路，由譯員出身的李維格任總稽查。漢陽鐵廠又與大冶鐵礦、萍鄉煤礦形成系列，一度頗有生機，西洋報刊1901年評論道：“漢陽鐵廠之崛起于中國，大有振衣千仞，一覽眾山之勢。”1908年，盛宣懷奏準將漢陽鐵廠、大冶鐵礦、萍鄉煤礦合并，改為商辦漢冶萍煤鐵廠礦股份有限公司，至辛亥革命前，約年產生鐵8萬噸、鋼近4萬噸、鋼軌2萬噸。然而，公司除第一次世界大戰間始見盈余外，財政常陷困境，外債沉重，終為日本勢力侵入，無法擺脫半殖地中國的全社會性悲劇。抗日戰爭初期，漢陽鐵廠部分冶煉設備西遷重慶，所余被日軍侵占，昔時傲視東亞的雄廠僅留下殘垣斷壁。

　　張之洞主持興建的漢陽鐵廠，它的創業艱辛、卓異成就和悲涼結局，昭示了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坎坷歷程。毛澤東上世紀60年代初說，講到重工業，不能忘記張之洞。就是指的不能忘記張之洞創辦漢陽鐵廠、漢陽兵工廠的歷史功勛及其經驗教訓。而汲取了前輩功德和遺教的新中國人，終于在同一片土地上創造出新的輝煌：武鋼接過了漢陽鐵廠的火炬，將其燃燒得更旺。中國也以鋼鐵產量世界第一的雄姿（其質量和勞動生產率還有待提高），屹立東方。誠可謂“其始也簡，其成也劇。”